莱芜战役胜战密码

文元魁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撕毁国共停战协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了进攻。历时3年的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拉开了大幕。国民党倚仗军事力量及武器装备上的优势，首先对全国解放区组织了全面进攻，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华东野战军在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下，经过艰难抗击，历时3天，消灭了敌军1个绥靖区中将、2个军部、7个师。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莱芜战役中我军奏捷之速、歼敌之众，付出伤亡代价之小，都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华东战场上空前的纪录，为此后打更大范围的歼灭战提供了经验。

莱芜战役是山东战场上国民党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前的又一次重大失败。此次战役，国民党军被歼灭5.6万余人，使蒋介石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矛盾更加尖锐，从而不得不改变战略方针，由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调整为对重点区域进攻，为全国进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莱芜战役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思考学习。

解放军作战准备的科学性与敌作战部署的盲目性两相对比，解放军在作战筹划上更胜一筹

《孙子兵法》云：“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只有细致周密的战前准备，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若不了解掌握实际情况，仅凭一厢情愿，那就要用失败换取教训。

从1946年6月到1947年1月，华中、山东野战军在苏中、宿北、鲁南战役和其他战役的一系列胜利之后，已经实现了中央军委关于“解放区前沿歼敌和适时转入内线纵深作战”[1]的战略意图。华东解放区的战争形式发生了很大转变，从初期形成的苏中、两淮、鲁南和胶济线4个战场，逐步演变成新的战略格局，华东主战场已转移到山东解放区境内。通过7个月的磨练和配合，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实现胜利会合，统一指挥已经水到渠成。1947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华东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命令，进行了统一整编，正式组建华东野战军。其主力由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和山东军区主力合编而成，陈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华东野战军在临沂附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即鲁南会议。会议传达和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在总结7个月作战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对毛泽东同志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和打运动战、歼灭战思想的认识，增强了全军的内部团结和作战指导思想的统一。

华东野战军通过休整和改编，部队更加充实，兵力相对集中，内部团结进一步加强，作战能力也明显提高。可以说，华东野战军已经做好了打下一次大仗的准备。

反观国民党内部，在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区的情况下，罔顾损兵20万的沉重代价，认为占领苏皖解放区，把华中野战军挤迫到山东境内是他们战略上的巨大“胜利”。并得出错误结论：一是我军经过前期的连续作战，已无力再战；二是华东野战军必定拼死固守山东解放区的首府临沂。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更兼为1947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三国外长会议奠定有利的国内形势，蒋介石决心集中53个旅31万余人，组成两个突击集团分南北两线对进，对山东解放区进行合围，企图把解放军消灭在临沂地区。为实现这一计划，蒋介石亲自到徐州部署，并派参谋总长陈诚坐镇指挥。陈诚叫嚷：“这次会战关系重大，党国前途，剿匪成败，全赖于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1]

统帅部高瞻远瞩战略决策与指挥部灵活机动战役指挥的有机统一，使解放军作战行动具有无与伦比的正确性

正确的战略指导，对于战争的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陈毅曾说过：“自卫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战略的胜利。”[2]中央军委对莱芜战役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明确莱芜战役所处的历史背景及作战目的。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全党在各条战线上都要取得新的胜利，而在军事斗争中则要求我军继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我军如能于今后数月内，再歼敌40至50个旅，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对于华野来说就是“争取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内再歼敌10个旅左右的作战任务”[3]。二是集中主要兵力歼灭敌弱势力量。关于集中兵力的问题，在鲁南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发给山东、华中野战军的电报中指出：“主要缺点是未能于宿北、鲁南两役中集中山野、华野全力于一个战役。”[4]所以在莱芜战役中，陈毅、粟裕决心集中50多个团、20多万兵力于一次战役中。在作战对象上，中央军委和华野首长的意图是寻歼敌较弱之部队。中央军委给华东野战军的电报指出：“以多打弱敌，孤立强敌为原则”[5]。这也成为华东野战军作战的指导总方针，陈毅就作战指导曾对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的同志讲：“应集中优势兵力打他孤立的一路和二、三等部队。敌人二、三等部队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减少了，一等部队也就失掉了依靠，成为弱敌。”[6]三是解除前线指挥员的后顾之忧。临沂是山东解放区的首府，保卫临沂是华东野战军及华东局的重要任务。国民党也是根据这一点作出以临沂为中心实行南北夹击的会战部署。党中央毛主席站在全局的高度，指示华东野战军：“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7]这一指示给了华东野战军首长定下战役决心以极大回旋余地。在作战中，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大踏步进退以麻痹敌人，主动作战是长期以来中央军委、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做法。所以“为了歼灭更多的国民党军，临时放弃临沂城，自然也是毫无足异、十分必要的”。[8]

正是在这些指导思想的指引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战役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在莱芜战役前期，华东野战军首长决心集中8个纵队，27万余人，准备在南线寻机歼敌。但由于南线蒋军采取“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术，解放军始终未获歼敌良机。而在北线，蒋军孤军深入我鲁中山区呈一线部署，像“一串葡萄”向南伸出，成为比较理想的歼敌目标。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据此提出“置南线重兵集团于不顾，而以主力北上，以绝对优势兵力，歼灭北线之敌”。[1]实现了由攻击敌南线之敌变为围歼北线之敌的决心转变，让莱芜战役的胜利成为可能。

战役力量的大规模调动与隐蔽作战企图之间的矛盾调和，是战役取得胜利的关键

由于临时改变作战重点，由进攻南线之敌变为围歼北线之敌，这一决心实现的关键是如何将已经部署在南线的20多万大军秘密地调配至北线。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我军官兵思想问题。很多指战员对大踏步北撤没有思想准备，当时运动战的思想还没有为广大指战员所完全理解，在实践中大踏步前进还易于接受，而大踏步后退就很难被接受。特别是一些刚从临沂以北地区赶到临沂准备打南线之敌的战士更是不理解，“我们成了压路机了”“光管走，不管打了”等等牢骚不一而足。另外，为了隐蔽我军作战意图，一开始不能把北上歼敌的作战计划公开。这就增加了政治思想工作的难度，只能在开进途中，利用各种间隙和时机，反复宣传中央军委毛主席不计一城一池得失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的运动战思想。好在经过之前宿北、鲁南等战役，广大指战员对运动战的思想已有所理解，对陈毅、粟裕等首长的正确指挥已经深信不疑，所以他们不理解归不理解，但还是坚决贯彻、认真落实。这正是我军具有觉悟的战士最可贵之处。

示形于南，迷惑敌人。解决我军思想认识是解决问题的基础，但根本的是如何秘密地将部队开进到北线。这需要在战役全局上进行巧妙的安排。华东野战军首长决定在大部队向北转移时，在南线留两个纵队，伪装为主力部队在临沂以南宽阔的正面做流动防御，钳制南线欧震集团，还有意识地利用国民党空中侦察，把自己的力量暴露给国民党军，使敌误以为解放军主力仍然在南线。在解放军主力北上之后，南线之敌仍然按照原来缓慢的速度向临沂推进，解放军留守部队在成功阻击南线敌人后，佯装失利主动撤出临沂。南线之敌于2月15日占领临沂，并把这当作一件重大的军事胜利加以宣扬，宣称“歼灭共军14个旅，已无力再战”。蒋介石对占领临沂也作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国军克服临沂以后，陇海路两侧军事暂时可以告一段落，以后的问题都在黄河以北了”“剿匪军事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1]。

作势西渡，麻痹敌人。在佯装失利于临沂的同时，华野还设了一条疑兵之计，就是以地方武装佯装大部队大张旗鼓地向西行动，作出西渡黄河与刘邓大军汇合之形。并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兖州以西的运河上架设浮桥，同时还派人在黄河沿岸公开搜集船只，有意使敌知之。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蒋介石和陈诚又严令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增强黄河防务，以期在黄河以南地区歼之。这样本来很有戒备之心的王耀武不得不继续派李仙洲部阻击解放军，给解放军实现歼灭该部的战役目的提供了方便。

解放军指战员的英勇作战与对敌军高层组织瓦解的正反作用，是敌人快速消灭的重要原因

各部队隐蔽迅速地北撤到预定位置，完成了战役部署，在随后的莱芜战场上，上演了一幕幕壮烈的战斗事迹。从和庄伏击战阻敌第77师归建，到全面出击合围莱芜城中李仙洲部及第73军；从吐丝口攻坚战切断敌退路，到城北围歼北线之敌，华东野战军在整个战役中表现出的顾全大局、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政治品格和战斗精神永远值得颂扬铭记和学习。其中最惨烈悲壮的当属小洼争夺战。小洼位于莱芜城北2里处，因地势低洼而得名，一条公路将其与莱芜城和吐丝口紧紧相连。攻占小洼是实现解放军对莱芜之敌合围的关键点，也是被围之敌向吐丝口方向突围的必经之地，是敌我双方都决心攻占的要地。解放军进攻莱芜战斗打响后，华野一纵第1师第1团1营1连于2月20日夜占领了小洼村。21日清晨，李仙洲发觉小洼被一纵控制后，立刻组织精锐第73军第15师主力第44团加总部特务营，由第15师师长指挥，对小洼阵地发起了反攻。于是一场关于小洼的争夺战打响了。当天，英勇的1连在小洼阵地同数十倍于己的敌人进行了10余次交战。在部队撤出阵地时，全连140多名指战员剩下36人。小洼争夺战结束后，第1师师长廖政国对1连的功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他说：“1连起了一把铡刀的作用，铡断了李仙洲向吐丝口伸出的狗头！”[1]1连也得到了“人民功臣第一连”的光荣称号。

莱芜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只用了3天时间，以伤亡8000多人的代价，消灭国民党2个军另1个师共计5.6万余人，生俘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第73军中将军长韩浚和少将17名，取得了空前的胜利。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事后反思：“莱芜战役，损失惨重，百年教训，刻骨铭心。”[2]这样伟大的胜利，不仅得益于我华东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奋战，还得益于我对敌高层的瓦解工作。

时任国民党第46军军长韩练成，为黄埔军校第2期学生。在东征陈炯明叛军战役中，曾做过周恩来的警卫。抗战期间，他赞成中国共产党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先后与我党领导人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李克农、陈毅等建立联系。在莱芜战役中，韩将军与我军建立正式关系，并“在莱芜战役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3]由于韩练成将军的积极配合，一是给我军提供了详细正确的军事情报，二是在2月13日莱芜之敌突围前夕离开指挥位置，致使国民党军心更加涣散，突围更加混乱，为莱芜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军队作战与群众支援的鱼水深情，使解放军具有战胜强敌的力量源泉

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4]在莱芜战役中，人民群众的支援是取得战役胜利的根本力量源泉，人民群众对作战的支援是从后勤到作战的全方位保障，是从支援解放军到阻击敌军的一体化支援，在山东这片红色的革命圣地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战役决心的突然改变，让支前工作变得困难。很多前期运送到临沂附近的生活和作战物资都很难在短期内随军运送到北线。只能把作战物资往北运送，而生活物资则采取就地保障的原则，英雄的老区人民在“砸锅卖铁、支援前线”“保证前方同志吃饱，打胜仗”口号鼓舞下，情绪高涨，积极凑集粮草。当时春寒料峭，柴草缺乏，许多群众把秋天刚铺到屋顶上的谷秸拆下来供给部队当马料、做柴烧。据统计，仅莱芜县一县，在一周之内就赶办给养1000万斤，香山区山后十几个村仅700余户人家，但他们歇人不歇磨，两天两夜就碾米1.2万斤，为支援部队后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统计，莱芜战役参战官兵为20.5万人，常备民工25万人，临时民工37万人，民工合计62万余人，前线人员每日消耗粮食数量94万斤。可以说没有山东人民的支持就没有莱芜战役的胜利。

华东野战军从南线转移至北线过程中，为了做好军事保密工作，不下达行军的目的地，在太阳落山前出发，太阳升起前宿营，战士们形象地称为“从日落村出发，到天亮庄宿营”。沂蒙山区，道路弯曲难行，特别是夜间行动，需要很多当地群众当向导，当地人民群众表现出了十分踊跃积极的态度。“凡是部队经过的大小河口、路口，都有人整日整夜地在那里守候，为部队指引前进的道路。”[1]莱芜战役发动前，当地群众还为部队绘制地形图和敌兵力部署图。在吐丝口攻坚战中，当地组织口镇四街的党员干部共同研究绘制了口镇街内外的地形图，“把口镇街内的大街小巷、广场、敌人据点、碉堡的位置以及从西街许家湾流向冶庄一带水沟的情况等等详细地绘制出来交给部队参考”。[2]

所有这些人民的后勤和作战支援，使得全体指战员战斗热情高涨、唯有以胜利来回报解放区人民的深情厚意。军民相互支援和配合是莱芜战役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

莱芜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在解放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胜利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运动战、歼灭战。此后，华野迅速收复了13座县城和大批乡镇，并控制了胶济线上250公里的路段，使山东解放区所属的鲁中、渤海、胶东、滨海4个解放区连成一片。迫使蒋介石改变战略方针，由对解放区实施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即集中兵力进攻我政治中心陕北解放区和军事中心山东解放区，而对其他战略方向不得不采取守势。由此解放战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