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起义与其他农民起义的区别

东汉王朝“光武中兴”的局面，只维持了一个短暂的时期，接着便出现了外戚擅权，宦官专政，朝廷腐败，政治黑暗，广大农民被推入了灾难的深渊。汉灵帝时，朝政更加腐朽，一切听凭宦官操纵。同时，皇帝、官僚、地主都疯狂地兼并土地，残酷地剥削人民以聚敛财富。

皇帝公开卖官卖爵，大官大价，小官小价；可以付现款，也可以赊欠。这样，官僚上任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挖空心思搜刮人民，捞回买官时所付出的代价。

加上水、旱、蝗灾，人民群众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了，被迫拿起武器，走上起义反抗的道路。在东汉后期的七八十年间，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小股的农民起义。这些零星的农民起义起到了，宣传群众、锻炼队伍的作用。虽然它们都被统治者镇压下去了，但起义农民的斗志并未衰减。

震动全国的黄巾军起义，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爆发的。黄巾起义的领袖是张角，河北巨鹿人。张角所率领的队伍，头上都裹有一块黄色的头巾，因此称为黄巾军。

黄巾起义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三次农民大起义，与陈胜、吴广、绿林、赤眉相比，它有着自己明显的特点。

第一，这次起义是在宗教组织的形势下发生的，张角利用的宗教叫太平道。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是太平道的教主。

张角利用宗教的形式，宣传人民的苦难，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并利用“符水”给群众治病，颇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张角的弟子也四出活动，广泛宣传，教徒很快发展到三十多万人，活动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

张角把三十多万教徒，按军事编制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各有渠师领导，总指挥是张角。在时机成熟之后，张角决定184年3月5日在全国同时起义。当时利用宗教组织农民起义的除太平道之外，还有五斗米道。

在张角领导的大起义爆发之后，张鲁在四川也组织了起义。农民利用宗教组织队伍，虽然带有愚昧、唯心的成份，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能说不是一个创造。

第二，这次起义提出了“平等”、“平均”观念，反映了农民战争进入了新阶段。“平等”、“平均”的言论，张角都加以重新解释，用来动员群众。张角利用这些思想资料，宣传一种平均的观念，反对地主阶级垄断社会财富，要求人们共同地占有社会财富。

指出地主阶级独占社会财富，是违反天理、不合人情的，广大农民要求平均社会财富，是上顺天理，下合人情，是天经地义的。张角所进行的宣传，反映了农民初步的平等、平均要求，为发动农民起义，作了动员和舆论准备。

第三，这次起义有明确的纲领，严密的组织，充分的准备。黄巾军组织之严密，准备之充分，也是上两次农民起义所没有的。张角不仅在各起义队伍中建立了“方”的组织，而且把队伍相对集中于邺(今河北临漳)，以便攻打京都洛阳。

为了使准备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更加富有成效，张角还亲自潜入洛阳了解情况，观察动态。同时又派人打入东汉政府内部，争取一些同情起义的官僚以作内应。

像这样十分复杂的组织准备工作，张角都做了而且做得有条不素。在各种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张角决定在184年3月5日起义。但是，由于叛徒告密，只好提前于二月间起义。张角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领导河北地区的起义军，其他地区的农民军也同时起义。

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到处攻打东汉地方政府，杀死官吏，严重地威胁着地主阶级的统洽。为对付起义的农民，东汉政府先是大赦党人，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紧接着派何进为大将军，率重兵防守洛阳。

派左右中郎将，皇甫嵩、朱雋率四万多人，去镇压对洛阳威胁最大的颍川黄巾军；命北中郎将卢植，进入河北攻剿黄巾军的主力张角部。在战斗中，起义军英勇顽强，奋不顾身，给了东汉政府的反动军队以沉重打击，逼得它不得不数易主帅。

但由于起义提前，事出仓促，未能拿下洛阳，使统治者得以喘息，并集结兵力对付农民军。同时，农民军缺乏战斗经验，给人以可乘之机。

特别是在双方对峙十分紧张的时候，起义军领袖张角因病去世，这对起义军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这样，政府军队利用自己的优势，对农民起义军疯狂地进行镇压，颍川、南阳、冀州黄巾军先后几十万人倒在血泊之中。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震动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被反动统治者镇压下去了。

其后，虽还有黑山、益州、青州等黄巾军在继续进行斗争，但已不能形成大的波澜。随着统治者镇压的加强，起义军内部出现了多起叛卖活动，这也是起义失败的一个原因。

黄巾大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永不泯灭的。在起义军的沉痛打击下，东汉政府丧失了统治全国的能力。东汉政府越来越成为名存实亡的躯壳，在农民起义的打压下，土地占有关系有所调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这对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