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荣和梅艳芳(张国荣和梅艳芳是什么关系)

摘要张国荣和梅艳芳(张国荣和梅艳芳是什么关系) 张国荣和梅艳芳去世前互相隐瞒病况，如何评价他们之间的友情？张国荣和梅艳芳是一生的好朋友，他们就像是亲兄妹一样，会同吃同住，...

张国荣和梅艳芳(张国荣和梅艳芳是什么关系)

张国荣和梅艳芳去世前互相隐瞒病况，如何评价他们之间的友情？

张国荣和梅艳芳是一生的好朋友，他们就像是亲兄妹一样，会同吃同住，彻夜聊天，虽然没能成为夫妻，但是他们之间的情谊比夫妻还深厚。

张国荣待梅艳芳就像亲妹妹一样，两人约定如果四十岁都还是单身，就结婚，但两人最终都患上了疾病，早早离开了人世。

两人患病时，都选择向对方隐瞒，或许是不想让最好的朋友为自己担心吧，这份友情真的很让人动容。

张国荣和梅艳芳患病相互隐瞒，他们关系到底有多好

张国荣和梅艳芳曾经合作过一部电影《胭脂扣》，这部电影小编现在还会回看，影片中的梅艳芳一身暗色旗袍，眉眼低垂，堪称风华绝代。两人感情一直很好，那种好是跨越性别，不分你我的好，梅艳芳在患病时，没告诉张国荣，她选择开启八场演唱会，将自己嫁给舞台。但两人有那么多共同的朋友，张国荣怎么会不知道呢，当哥哥知道后，他手捧鲜花上台，和梅艳芳来了一个长达两分多钟的世纪亲吻，这个吻，是哥哥献给梅姐的鼓励之吻。

张国荣和梅艳芳虽没成夫妻，但却成为最好的兄妹

当张国荣跳楼自杀的新闻传开后，梅艳芳那时躺在病床上，三天水米未进，这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据梅姐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梅姐听说哥哥跳楼，躺在床上，一句话都不说，就一直在流眼泪，这种情感或许已经超过了简单的夫妻之情，梅姐是真的很心痛，在她最后一场演唱会上，哥哥再也没能上台为她献花。

张国荣对梅艳芳非常疼爱，两人住在一起时，哥哥知道梅艳芳胆子小，都先会把梅艳芳哄睡着，再去另一个房间睡，两人之间的那种感情，已经跨越了男女界限，他们是知己，更是兄妹，张国荣还将赵文卓介绍给梅艳芳做男友，虽然两人最终没能走到最后，但是赵文卓也确实是陪伴梅姐走过了人生中非常幸福的一段时光。张国荣对梅艳芳这两位香港巨星在同年相继去世，让很多观众非常惋惜，现在电影《梅艳芳》上映，很多观众又想起了香港天后梅艳芳，和那个最疼她的哥哥张国荣。

张国荣和梅艳芳

梅艳芳张国荣的故事（梅艳芳和张国荣的悲剧爱情）

五十多年若有变,早早就变。若不变,多少年也不会变。—李碧华《胭脂扣》是作家李碧华的成名之作，但从电影艺术角度来说它的意义更为深刻。导演关锦鹏特殊的同性身份，使他对女性视角的拿捏细腻完美。他把中国古典文学里那种瑰丽的想象影像化成缠绵悱恻的幽怨氛围，如花浑身散发出来的“阴气”，充满了一种浪漫的凄迷，在整个华语电影世界都极为特别和难能可贵。如花原本是三十年代香港石塘咀的红牌妓女，与世家子弟十二少陈振邦相恋。因陈家的反对二人吞食鸦片殉情，相约手牵手走过黄泉、永不分别。不料死后的如花苦等十二少五十三年未能得见，于是用来生的七年阳寿换来七天的时光，到八十年代的香港寻找十二少。上来后又偶遇一对情侣—袁永定和阿楚帮助她寻找线索。一个三十年代的女鬼跋涉于时间的长河,在五十多年的时间跨度背景下情深意笃地寻夫，东京大学的藤井教授用“香港意识”的变化来解读这部电影。他说时间才是《胭脂扣》的真正线索和主题：是借一个女子穿越于两个时空两种文化的鬼魅爱情，带出香港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怀旧心理，以及香港人在回归之前对自己文化和身份归属的思考。01.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性的关系只能纳入身份之中胭脂扣，是用年华记载爱情的象征，爱是耐心，是等待意义在时间中慢慢生成的信物。一只胭脂扣，短暂地扣住了男人一时的情欲，却不能扣住男人一世的守护。① 如花幽怨痴缠的是她求而不得的身份中国传统差序格局的社会，每个人都活在社会赋予的身份里，女人尤其如此。没有男人依靠，女人就没有社会地位，更没有生存出路。青楼对于男人，可以提供婚姻制度、生育功能之外的一个副产品—爱情，十二少找如花，是奔着爱情去的。一副“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的表白，不可谓不浪漫。两百多大洋送到如花房里的原装大铜床，也是费尽了心思，不可谓不真挚。以至于老鸨不无醋意地说“我做了二十几年的老鸨子，从没见过一个孝子，像十二少这个温心官人这么会孝顺人的”。为了如花十二少和家里断了关系学唱戏，一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哥，给师傅倒痰盂、跑龙套、受人奚落，做到这份上，不可谓不情真意切。如花正是收获了爱情，才动了“找个??栖身之处，嫁个好人家”的念想。她自知身份低贱，所以拜访陈家时刻意良家妇女的装扮，并向十二少母亲表明“我和正邦是真心的，??不敢计较些什么”，但即便如此卑微，她得到的也是绝望。传统的社会结构是由不同身份架构组成的，社会身份注意亲疏、同异和是非之辩，男女性关系的最终目的指向传宗接代。十二少母亲一见如花就说“你真是个风尘奇女子……我想大概这就是人家说你们风尘女子的作风吧”，这风尘女子的身份，原本就不在正常的社会结构之中，如花想登堂入室地嫁入陈家，只能是痴人说梦的臆想。② 十二少摆脱不掉的是他的身份束缚女人的权力预先被设定在私人领域里，她的活动空间是封闭的，她可能拥有的权力上限非常明确—那就是依靠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女人的战场是对男人的拼杀，男人是目标，是战利品，是输赢的目的。女人的德性与智慧，首先是对男人争夺。男人说女人心海底针，不过是一种调情的戏谑之语，男人才不会真正对这个战场的输赢挂心。哲学家周国平说：男人凭理性思考，凭感情行动；女人凭感情思考，凭理智行动。思考时，男人指导女人；行动时，女人支配男人。作为边缘人，如花在主流社会的权力结构里本无一席之地，既然不能让权力低头，那就不如销毁权力。她给十二少酒中另下四十片安眠药，如花一杯，十二少三杯，得不到就玉石俱焚，如花的冷清映照的反倒是十二少的幽怨。观众感动如花的深情、同情如花的苦情，一个为爱痴狂的女人为爱了却生死，是她逃不脱的宿命，这种解读是观众对这种文化传统之下女人情感走向的基本判断。因此就认定十二少的游离、躲避，是爱得不够情深意笃。其实从身份的角度，如花既无家人也无社会地位，于是才有痴情背后的倔强与绝决。而十二少却有太多俗世的牵绊，他毕竟是为了爱情赴死了，但他社会身份背后的那些权力，不会让他那么轻易地死去。五十多年后如花再见十二少，传统附加在男人身上的权力光鲜已然不在，倒是那份陈腐的丑陋让她落荒而逃。五十多年的痴等，原本是心存侥幸地期待权力的俯首和认同，她未曾料想的，是那份她曾经企盼的权力，已然腐朽至世人鄙弃。③逼死如花和十二少的是封建纲常伦理女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命运共同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少见。中国人的尊卑秩序渗透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绝对的主权者是不存在的。女人可以享有尊严与权威，但一定是附着在传统的道德机制之上，通过馈赠和男人分享道德利益。和如花的身份卑微相呼应的，是十二少母亲养尊处优的尊贵。在中国文化的谱系中，女人的身体、性都服从于家庭生活的恒常运转。家庭承载着女人的道德标准，持有对女人形象的发布权。家庭也是文化操作的权力场，女人身处其中，一旦处于权力的核心位置，自会与父权共谋，成为父权的代言人。十二少母亲不无深意地提醒如花：杭州的女孩子在清明前上山??采茶，摘一些最嫩的茶心，??放在兜里面，??用香汗体温润着带回家，这就叫做乳前龙井……你没听过吗？要用真正女儿身才算矜贵，??不过要用处女的??乳房湿润过才算得上是极品，??我和你就不可以了……女人是最善于在家庭领域展现自己的生存智慧和治理才华的。这种不能承担宗法道德又不易破坏的男女关系，十二少母亲可谓一出言就把如花置于道德的审判台曝晒了。严苛的道德规范之中，道德已经内化成女人的本能，内在于女人意识之中的自动书写了。凭借男人，女人才能获得相对的权力运作空间。所以如花才说“一个女人命好就可以找个男人依靠，命不好就只有当妓女”。十二少母亲言之凿凿地告诉如花“如果你一直缠着他不放，他早晚会回到我身边的”，这是千百年传统给予她的自信。道德编程已经植入了女人的头脑，为家庭、丈夫、儿子而活，一个社会意义的母亲，是相对于父亲的家庭权威的次级符号，她就是这样保证了权威的柔性运转，如花也是深刻认同这个权威性的。所以，逼着他们殉情的，并不是不通晓男女之情的十二少母亲，而是这邪恶的封建纲常伦理。02.身份的唤醒与爱情的迷失，两性关系的重新建构在五十年的时间跨度背景下，这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爱情悲剧故事，而是一种包含在时代更迭下个体认知变迁的情感写照。①女性的觉醒和男权的解构尼采认为，男女的幸福感各不相同。他说，男人满足的是“我要”，女人满足的是“他要”。男人从满足了“我”的需要中得到幸福，女人从满足了“他”的需要中得到幸福。从这个角度来说，如花是一个自我意识非常强大的女性，得不到就带走，而不是得不到我离开。一个名妓，男人堆里成长起来的女人，职业就是哄男人开心。她凄冷哀怨的眼神，是参透了男人薄情后的冷静，如若不然，她怎会有自杀时的杀伐决断。但是一旦看清了真相，她也绝无半点儿留恋。如花和十二少最终相见在电影片场，一个专门制造虚幻的现实地点。当过去和现在在特定的时空相遇，瞬间就让爱情的虚幻性和自我欺骗性现形了。中国艺术重虚实，此时整个故事的所有“实”指向的其实是最终的“虚”。如花对年迈的十二少说：“十二少，谢谢你还记得我，这个胭脂盒我挂了五十三年，现在还给你，我不再等了。”于是便头也不回地离开。此刻，虚幻的情爱敌不过对俗世的贪恋，湮灭了。此时的如花，也在迷失中被自觉地唤醒，生死不渝的虚假敌不过人性的贪生的本能，爱情消失了，人性回归了。正应了如花最初给十二少说过的“真的东西最不好看”。五十三年前，如花死去的是肉身，十二少死去的是精神。五十三年后，如花的女性意识觉醒了，十二少代表的男权也早已被时代解构。这场爱情，做了五十多年孤魂野鬼的如花虽死犹生，怅然苟活的十二少却早已死在了过去。②现代人脱离了身份桎梏，对爱情有了新的解读西班牙小说家乌纳穆诺曾说：世界和生命里，最富悲剧性格的是爱。爱是幻象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传统社会给女人铸造的藩篱，是原本就没有正当社会身份的如花无法飞越的牢笼。在一个性别角色僵化的社会里，无论她怎样粉饰与标榜自己的才情，她也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坏女人，随之而来的打压、诋毁甚至驱逐都不足为怪。她要跨越抑或翻转传统，自己必须要有更坚强、更决断的意志。想要飞越传统和偏见的鸟儿得要有强壮的翅膀，否则伤痕累累、精疲力竭地掉回地面的景象会更为悲惨。回到八十年代的如花即震惊又彷徨，她问袁永定和女友为什么不结婚，袁永定回答“有些事没有人逼就暂时不做”。后来阿楚询问袁永定“你会为我自杀么”，袁永定坚定地回答“不会”，阿楚也紧跟着回道“我也不会”。旧时代的如花愿意为了一段飘渺的爱情舍弃生命，甘愿赌下一生的幸福，那是没有社会身份的女人的不得已。但古典爱情的百转千回终究是美的、是动人的，被感动的阿楚哭着告诉袁永定：做女人真难，尽了力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我嫉妒她。??她敢做的事，我这辈子也不敢做，连想都没想过。没有了社会传统的桎梏，现代人拥有了充分的选择自由，爱情倒变得寡淡无味、苍白无趣，如同日常的生活，平平淡淡的没有了色彩。03.如花的个人意识、身份认同的危机正是香港意识、香港认同危机的体现如花代表着香港的过往，她企图从历史的尘埃中找到一种香港本土的历史认同。① 如花的矛盾和仿徨也是香港的矛盾和彷徨，她的身份意识始终没有完成如花追忆曾经在太平戏院和姐妹们看戏的场景，那醉生梦死般的快乐、流光溢彩的奢华，令人心醉神迷。这是借着如花这个“鬼”说出的香港历史，那海市蜃楼般的过去：有颓废艳丽的欢场，有生死不渝的爱情，相形之下，现代的香港却显得色泽苍白。如花在爱情里的身份迷失，如同香港在文化上的身份迷失。如花初到阳间的时候去袁永定的报馆登寻人启事，袁问她要“姓名、住址、电话和身份证”，她一样都没有，袁问她“大陆人”，她说是香港人。到了她要找的老地方，如花几乎要哭出声来：“我在哪里？这真是石塘咀吗？”过去靠传统界定身份的时候，如花是没有身份的人，现在用一堆数字界定身份，如花还是没有身份。如花没有向陈旧不堪的传统讨要到权利，她又带着声色俱美的过去向现在寻求认同，结果陷入更大的迷茫。“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是香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香港特殊的百年殖民历史，远离中原远离核心文化圈的地理位置，血缘、亲缘文化上它认同大陆，政治上它又曾经属于英国，内心身份的归属至今也没有完成。② 如花辗转于不同的时空之中,有意追寻香港的历史地位、本土身份,试图建构香港当下的文化品格和身份电影借如花打造了一部民间的香港史,在古今对峙的时空状态下,来找寻和重构“香港本土历史意识”。历史不再是只言片语的猜测、想象和拼凑，我们跟着如花的回忆，看到了一个充满情义的“民间”香港。它虽然早已随着历史的风尘而消逝，却承载着香港人难以忘怀的家园情怀。如花代表的香港越虚幻，逼真描摹的袁永定代表的现在香港就越贫瘠。古董店老板说那些登塘西妓女青楼艳史的“征友报“以前一分钱一份，但现在值钱了。过去的东西到了现在显出了价值，这是香港人对自己的历史期待。但这些街头小报寄托的集体记忆，塑造出的“香港形象”往往是脆弱、虚幻和自我欺骗的。在寻找十二少的电影片场，导演要求演员飞出来的时候要有??女侠的威风，也要有女鬼阴森森的样子，??又要像女侠又要像女鬼。这把演员搞糊涂了：怎么演啊？电影人毛尖说：香港意识也正是处于这样尴尬的境地—它悬置在历史和文化中，悬置在历史传统与当下经验中，携带着破碎的历史经验在两极或多极文化之间摇摆不定。香港在历史文化身份上的悬置以及由此而起的焦虑，正是《胭脂扣》所包含的内在阴影。辗转于不同的时空之中，试图寻找男人依靠、试图求得权力认同的如花，却成了香港寻求自我认同的一个历史符号，成了有意追寻香港的历史地位、本土身份、建构香港文化品格和身份的情感记忆。只是这既非鬼亦非侠，永远悬置在两者之间的状态，却生生把香港推入了今日历史和文化际遇的双重危机里。梅艳芳凄丽华美地演绎了一出她和张国荣亦真亦幻关系。十二少对如花讲过一句话：“我在老地方等你，你跟在后面来。”这极似一个认真的承诺，在那一年的年尾，梅艳芳步了张国荣的后尘，去了天堂。这部电影不但有轰然崩塌的爱的传奇，轰然崩塌的两个巨星，还有轰然崩塌的一个时代。再看今天香港的困境，已经不仅仅是对痴情爱情不在的遗憾，更多的是对香港至今迷茫于自己身份的悲叹。袁永定说：我们是普通人，??在一起高兴就行了，??不至于要弄到殉情吧？??没那么严重。对于虚构家园梦的香港人，这何尝不是一句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