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做官到底有什么好处 难怪有那么多书生去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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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做官是有好处的，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书生进京赶考了。

老百姓唯一的进身之阶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尤其是在在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作为国家正式选拔人才的方式获得普遍推行。书生们从小就要学习“四书五经”，不但能识文断字，而且还能用里面任何一句话做文章。考试的时候，主考官会出“四书五经”里面的一句话，以那句话作为题目，让赶考的考生们做文章。或许，书生们已经学会了雕章琢句，学会了揣摩字里行间的意思，也学会了写出滴水不漏的文章。于是，当他们做了官之后，就会阅读和写作公文了，力求升官发财，远祸全身。

在上古时期做官并不轻松，要亲自带着老百姓下地种田，还要带着老百姓治理洪涝灾害，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做官就很轻松了，成了肉食者阶层，以至于晋惠帝面对饥荒，自己以为找到解决办法，说道：“何不食肉糜?”他已经严重脱离群众，根本不知道民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只是以自己的思想来揣度民间，算是一个昏君了。做国君的要爱护臣民，但是国君只会爱护臣子，不会爱护老百姓。他们整天耽于享乐，不思进取，几乎所有的进取意见都是臣子提出来的，和国君自己关系不大。国君要老百姓交税，而且每年都要交，不交税就不让种地，还要老百姓服兵役，服徭役，搜刮民间财富供一人享用，还要利用民间的劳动力，却不会支付什么工钱，或者只是象征性地支付一点点。当国家财力充分的时候，国君搜刮财富还不会对民间产生太大的影响，要是国力不行了，朝廷还是那么搜刮财富，就会致使民怨沸腾，老百姓揭竿而起了。

搜刮民间财富的并非只有国君，要是只有一个国君搜刮财富，老百姓还能满足他的需求，但国君下面有庞大的官僚系统，各级官员都在想尽各种办法搜刮，当然就会加重老百姓负担了。只是，老百姓成了待宰的羔羊，自己不会发声，说白了，还是被剥夺了话语权。官员拥有绝对话语权，说一不二，并且会对老百姓实行一定的管控。而官员本身来自于民间，来自于老百姓，是老百姓的儿子。但他们做官之后，很快就成了老百姓的对立面，嘴上说着爱民如子，背地里干的都是搜刮钱财、男盗女娼的事。他们通过科举考试做官，并不会知道权力的来源是哪里，只知道是皇帝赋予他们权力，是皇帝要他们做事，而不是老百姓要他们做事。他们只是忠于皇帝，却并不忠于老百姓。于是，做官就有了天大的好处，除了享受国家俸禄，就是自己做主获得很多好处了。

古人把做官看成人生最高的理想，要修齐治平，要为人们做事，而一旦当官之后，就像鲁迅说的那样，“一阔脸就变”，立刻就不认识自己是谁了，不知道自己的出身，甚至故意掩盖自己的出身，也不会顾及什么修齐治平的理想了，只是要搜刮财富，中饱私囊。除了利用国家征税的时候私自加一些苛捐杂税，就是上交的时候，私自截留了。很多官员都要弄一些“火耗”，其实就是散碎银子熔铸成大银锭上交的时候损耗的那部分，于是，“火耗”成了很正常的事，并且官员可以随便加一些“火耗”的数目，甚至有时候“火耗”比正常交的银两都要多。如此一来，大量的“火耗”被官员截留，成了他们致富的资金积累。

做官可以致富，只是动动嘴，下下命令，钱就来了。除了私自加税以外，就是大拆大建，建一些民生工程，其实只是吃回扣，还要让老百姓歌功颂德。当然，他们还会把粮仓里的粮食卖掉，四处借账，等到离任的时候，会留下一大笔亏空的账目，继任的官员并不会举报他们，因为留下亏空账目已经是正常现象了，并非特例。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会那么干，继任的官员也就只能从了官场的潜规则，继续亏空了。

官员审案的时候并非要判一个是非曲直，也并非要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而是要让事情顺利过去。判案过程中，哪一方送的钱多，哪一方就会获得官员的青睐，直到把一方或双方都拖垮了，官员才会做出一个两边都不得罪的判决，算是草草结案。也就是说，在判案的过程中，官员主要负责收钱，吃了原告吃被告，最后找到双方的利益平衡点，以此来判决，并不是秉持什么公平公正的原则，也不是要人们都相信什么公平和正义。

官员要请客送礼，要拉关系，互相送银子。官员级别越大，接受的银子就越多，甚至官员可以买官卖官，收的钱财大都落入自己的腰包。有的还要负责人事任免，职员调动仍然要官员一人说了算，谁送的银子多，谁就能获得机要位置，或者说，谁不送银子谁就原地不动，甚至被降职，要把重要的位置让给送银子多的人。

官员的俸禄并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私自加税、吃工程回扣、亏空账目、判案过程中收受的贿赂、卖官获得的收入等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从一些贪官富可敌国的现象可以看出制度的腐败，也可以看出做官的绝大好处。怪不得古代人都把做官视为人生最大的成功呢，确实有巨大好处，也让后代人纷纷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