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宪政之父张君劢

中华民国宪政之父张君劢

张君劢（1887年1月18日—1969年2月23日），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笔名君房，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宝山区）人。清光绪秀才。中国政治家、哲学家，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近现代学者，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修习法律与政治学。1910年，张君劢从早稻田大学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旋即回国参加清廷学部专为留学生举办的科考，名列优等。1911年参加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所谓“洋翰林”。

1913年入德国柏林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23年演讲人生观问题，引起思想界一场玄学与科学的论战。

1925年张君劢与沈氏离婚后，正式迎娶王世瑛。冰心寄了一只镶有桔红色宝石的手镯做为贺礼。张君劢与王世瑛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生育了五个孩子。两人感情非常好。然而天意弄人，王世瑛于1945年在重庆因难产去世。张君劢为她写下了《亡室王夫人告窆述略》，余生都没有再娶。

1932年出版《再生》月刊。1932年4月，经张君劢、张东荪、汤住心、胡石青等人发起，中国国家社会党在北平创立，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族文化学院院长、民盟中央常委。1946年参加中国政治协商会议。8月将国社党改组为民社党。11月，因同意民社党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被民盟劝退。1947年任民社党中央主席。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需要在这一主要敌人面前空前团结起来，国民党再坚持一党专政已举步维艰，张君劢的制宪才华在这时得到了全面体现。出于抗日大计，国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国民参政会，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召开，结果会议颠覆了蒋介石的预想，演变成一场要求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的会议。随后，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虽然国民党万般阻挠，但随着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日局势的发展，中国政局也日渐发生变化。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时，在国内和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政府不得不勉强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此即旧政协。在国内和国际都要求民主、实现宪政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抛出尘封多年的“五五宪草”供代表们审议，结果张君劢提出了以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宪政之实的宪法方案。张君劢批评“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制度是间接民权，不是直接民权。他主张直接起用公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权利代替国大；以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而不对总统负责；限制总统权力，使之成为虚位元首。

这一议案矛头明显对着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蒋介石，没想到国民政府负责宪法草案讨论的孙科，出于自己的政治私利竟然支持了张版提案，而由于蒋介石本人也一时疏忽，竟然成案。蒋介石不能容忍这个旨在限制自己的宪法，他选择食言而肥，但在这样做的同时，也把自己独裁的嘴脸卖给了全国人民，在道义上他失去了合法性的依据。

最后，虽然蒋介石违背了旧政协决议，修改了张版宪法，多数民主党派拒绝参加国民政府，修改后的宪法也被视为“伪宪法”，但为了欺诓人民，显示国民政府“多党民主”的形式，为了拉拢张君劢的国社党，蒋介石集团做了一定形式的妥协。

1949年去国外，1958年元旦，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9年2月23日病故于美国旧金山，终年82岁。著有《立国之道》 《新儒家思想史》等。

张君劢一生充满着矛盾。他既被国民党绑架过和软禁过两年，其著作多次遭到国民党的查禁，又是蒋介石的座上客，支持过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他既与共产党有过很不错的关系，61岁生日时周恩来还送过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又与共产党人势不两立，1949年被毛泽东宣布为“战犯”而遭通缉。

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但他在政治与学术这两个领域里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却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并于1949年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不满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却依然如故，而且是变本加厉；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却成了新中国的指导思想；他提倡复兴儒学，直到他1969年逝世……他的主张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经济发展到世界第二！不过现在面临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打压和猜疑。目前中国大陆的如何拉住欧洲，软顶美帝是一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难题。解决了，中国就就顺风顺水，如果落入美帝陷阱，普通人的日子就难过了。

现在的中国国民党，虽然带着中国两个字，但是其势力局限台湾地区而且也被所谓的本土势力民进党的打压，已经没有当日一党独裁的局面。当然其在立法院获得了简单多数，而且在地方县市中还是占主导地位。

张君劢虽然不是一个成功者，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不重要。实际上，在这两个领域里的许多方面，他都产生过有形或无形的影响。作为一个中国动乱时期的知识分子，其爱国之心绝对是真的，这一点不容怀疑。但是一个国家发展还是需要的是资本和技术，中华文化是基础作用！